毛泽东和冯友兰，一个讲唯物，一个讲唯心，他们是如何评价彼此的_中国_胡适_哲学
2007年5月，时任韩国大国家党代表，后来的韩国第一任女总统朴槿惠女士，曾在韩国文艺月刊《月刊随笔》上发表一篇自己的随笔，题目是《遇见我人生的灯塔——东方哲学》。
本来中国人对她并不是很熟悉，但因为这篇文章，很多人对她有了好感，因为在这篇文章中，朴槿惠谈到自己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带领她走出来的是一本书，中国已故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写的《中国哲学史》，朴槿惠对这本书给予了最高的赞赏。
她说：“就在这时，有一本书悄悄地走进我的心房，成为了人生的导师，那就是冯友兰先生所写的《中国哲学史》”“自与《中国哲学史》相遇，我恢复了心里的宁静，明白了之前所不能理解的许多事情。所谓人生，并不是与他人的斗争，而是与自己的斗争。”
后来朴槿惠访华的时候，清华大学赠送了她两件礼物，一个是清华大学的模型，另一个就是冯友兰生前的书法真迹，第二个尤其珍贵。
冯友兰著作的深刻也许并不需要一个外国人去证明，但从这个韩国前女总统的口中，我们也更加深刻体会到冯友兰以及中国哲学思想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
展开剩余89%从冯友兰衍射而出，说到中国近现代哲学思想史，今天主要聊两个人，除了冯友兰，还一个就是毛泽东，前者以《中国哲学史》《贞元六书》等，实现了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大放异彩，后者则以《实践论》《矛盾论》等，奠定了自己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两个人都是哲学家，不过有个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前者是偏向唯心主义，二者是彻底的唯物主义。
在上世纪纷繁复杂、波谲云诡的中国社会中，他们曾产生过怎样的交集？有过什么思想和行为上的碰撞？私底下或公开场合，他们相互之间是如何评价的？从这两位哲学家的交往中，我们可以得出哪些结论？
下面就先从冯友兰的生平开始说起。
“还是得把自己的国家搞好”
冯友兰，字芝生，1895年出生于河南南阳，1915年考入北大哲学系，曾在蔡元培手下当了一半多的学生，1918年毕业后不久就去了美国读书，跟胡适一样，都曾是约翰·杜威的学生，1923年回国后，曾先后担任中山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的哲学教授。
抗战期间，冯友兰在西南联合大学担任哲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6年内战爆发后，在中国前途未卜的情况下，感到心灰意冷，于是离开中国，去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教授中国哲学史，并顺利取得了在美“永久居留权”。
不过历史发展到这里，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变化，冯友兰在顺利取得美国永久居住权后，却突然感到无所适从，觉得自己一直在美国讲中国的旧东西，仿佛博物馆里的陈列品，毫无新意，这让他很苦恼和心酸。
他觉得自己就像是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心情非常窘迫，于是痛定思痛之后，他认为：
“还是得把自己的国家搞好。”
于是在1948年，他婉拒了在美至亲好友的挽留，拒绝了美国大学的邀请，毅然返回了中国，担任清华大学的哲学教授。
据说冯友兰过海关时，海关人员曾对他说：“你可以保存这个签证，什么时候再到美国来都可以用。”（他的护照是“永久居留”的签证）
但冯友兰回答“不用了”，随手把签证交给他就上船了。当时他从美国带回了一台冰箱，是整个清华唯一的一台，全北京城也不多见，后来得知清华校医院需要，马上就捐了出去。
怀着一腔热血回国的冯友兰，将要面临的却是一个艰难的十字路口，国共内战随着时间的消逝，胜利的天平已经越来越偏向中国共产党一边，在这个时候，身为文人的冯友兰该何去何从？同为约翰杜威的学生，同为文人的冯友兰和胡适，选择了完全不同的两条路。
1948年12月，国民党败局已定，蒋介石专门派飞机到北平，接胡适和冯友兰等文化界名人到台湾，胡适高兴地带着夫人上了飞机，但冯友兰却不肯走。
事后，胡适曾借此此事讥讽冯友兰：
“天下蠢人无出芝生右者”
，这里的“芝生”说的就是冯友兰。而冯友兰也不示弱，针锋相对地回应：
“胡适顶聪明，但他做了过河卒子，只得勇往直前，我却不这种约束。”
关键时刻，冯友兰用自己的选择，证明了对这片蕴含丰富传统文化的中国大地的热爱和忠诚。
什么叫“老实态度”
冯友兰选择留下来之后，先是担任清华大学的校务会议主席，显示出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后来在1949年10月1日举行开国大典的时候，还被邀请出席了这次盛典，这对冯友兰来说，是莫大的荣誉，给他心理造成了极大的触动。
身为哲学教授，冯友兰此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算了解，但他选择留下来，就意味着自己的态度，将会学习和理解这个被共产党证明了的伟大的哲学思想。
因此在1949年10月5日，冯友兰提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很长，中心意思就是表示自己将在五年之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去重新编撰鸿篇巨著《中国哲学史》。
这封信写好并寄出后，冯友兰收到了两个“意外”，一个是信刚寄出一周后，毛主席就在百忙之中，专门给他写了回信，信中对他的态度给予了肯定，这个速度之快，让冯友兰没有料到；另一个“意外”是毛主席信中的内容，让他感到捉摸不定。
毛主席回的信很短，只有几句说，他说：
“十月五日来函已悉。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
前面都比较好理解，唯独是最末一句的“老实态度”让他感到费解，按理说他承认了自己过去的错误，是善莫大焉的，但毛主席此言似乎暗示了他当时的态度是不老实的，为什么？
对于这一点，随着真的深入了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后，他理解了“老实”的真正含义。
毛主席其实是想说，真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写中国哲学史，五年时间是远远不够的，他自己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就花了二十多年时间，因此，强调实事求是的毛主席，说他应当“采取老实态度”。
毛主席和冯友兰哲学思想的差异，甚至对立，从这件事上就可以看出，一个讲的是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个是从抽象意义上去谈对中国传统的继承，简单说就是一个唯物，一个唯心。
在这种情况下，冯友兰受到了怎样的对待？
“百家争鸣，你就是一家嘛”
1956年春夏，中共中央提出了著名的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方针，毛主席对这个方针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在毛主席看来，虽然共产党是讲唯物史观，讲辩证唯物主义，但如果因此就不让百姓去接触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不让他们去看孔孟思想，这显然是错误的做法，真理只有在跟谬误作斗争的时候，才能体会到真理的伟大。
因此，毛主席认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非常有必要的，是有益无害的。
从这八个字，其实就可以猜到他对冯友兰的态度，那就是极尽地宽容，甚至保护他的发展。
1957年初，冯友兰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观点，
他认为古代哲学命题应该分为具体意义和抽象意义，前者是不可继承的，后者是可以继承的。
一言既出，瞬间在社会上和学术界激起了千层浪，很多人批判他，说他是搞标新立异，是故意制造混乱，对此冯友兰倒是不以为然，依然坚持自己的看法。
那么，当时毛主席是什么态度呢？他既没有支持冯友兰的抽象继承的观点，也没有盲目肯定外界对他的批判，而是遵从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说“那是简单化了，不可以简单化。”这句话其实是保护了冯友兰的社会地位。
不仅如此，在某一次会议结束后，毛主席还专门对冯友兰开玩笑地说：
“好好地鸣吧，百家争鸣，你就是一家嘛。你写的东西我都看。”
不仅如此，在日后的文革初期，当冯友兰被打成反动学术派的时候，毛主席也曾专门为他讲话，肯定他在学术上的成就和地位，实事求是，尊重知识分子的独特思想。
“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只懂得唯物主义，不懂得唯心主义，如果要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像吴晗、翦伯赞、冯友兰，批是要批的，不要整得太过分了，保还是要保的。对这类人，不要搞那些不尊重他们的办法。对于扣他们的薪水，不要扣得太挖苦了，得稍微放宽一点，有一些人是老人。”
对此，冯友兰后来写了一首诗，表示了自己对毛主席的敬佩之情：
“善救物者无弃物，善救人者无弃人。赖有东风勤着力，朽株也要绿成荫。”
大秀才和小秀才
这里说毛主席对冯友兰的态度，以及两人之间的一些交往，其实并不是真的要讲冯友兰的生平，而是借此讨论另一个话题，就是如何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
毛主席一般将知识分子称为“秀才”，不过他比较特别的一点是，他将秀才分为了大秀才和小秀才，什么是大秀才，什么是小秀才？
1945年毛主席本人曾给予了非常生动的阐述：
“你们看过《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三国》里有三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知识分子，有高级的，有普通的，所谓穿八卦衣，拿鹅毛扇的就是知识分子，梁山泊没有吴用、公孙胜、萧让这些人就不行，当然没有别人也不行。无产阶级要翻身，劳苦大众要有知识分子，任何阶级都要有为他那个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周公就是奴隶主的圣人，诸葛亮、刘伯温、《水浒传》上的吴用，都是封建社会的圣人。”
这里的梁山英雄集团中的军师吴用和善于模仿名人字体的书法家萧让，便分别是梁山上“高级的”大秀才和“普通的”小秀才的代表。
说到这里其实可以大致理解，秀才所谓大小的区别，即指的是志向、见识、胸怀等方面。
新中国要搞经济建设，要搞文化建设，要搞国防建设，既需要大秀才，也需要小秀才，因此毛主席赞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保护了容易被人们批判和忽视的小秀才。
像冯友兰这样从旧社会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无论志向、胸怀等大小，毛主席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离不开他们”，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和价值观。
这个道理放到现在也是适用的，中国未来要实现民族复兴，既需要拥有强烈爱国情怀的“大秀才”，同样也需要眼光挑剔的“小秀才”，这看似是一种矛盾，其实用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就能解释：有压力才会有动力。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既然如此，我们就应当实事求是，尊重并接纳这个客观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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